《当呼吸变成空气》第一部分 我本健康 I
[ 本帖最后由 purdoo 于 2016-4-27 09:21 编辑 ]\n\n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；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，把我放在平原上，这平原布满了骸骨。他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；我看见平原上面有很多骸骨，都非常枯干。他问我：“人子啊！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？”
《以西结书》37：1-3 詹姆斯国王版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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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图：作者少年时代的家乡，亚利桑那州柯英曼）
1.1
那时候我确信自己不会再做医生了。阳光里伸展四肢，我在房子后面高高的沙原上放松。我的叔叔，就像其他那么多的亲戚一样，也是一个医生，那天早些时候问了我将来准备从事什么职业，既然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，然而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。如果强迫我回答，我想我应该会说是作家，但是坦白讲，那个时候关于职业的想法似乎都很荒谬。我会在几周之后离开这个亚利桑那小镇，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准备攀爬职业阶梯的人，倒像是一颗嗡嗡作响的电子，即将达到逃逸速度，就要抛射出去，进入到一个陌生的闪闪发光的宇宙。
我在这里躺在沙土里，被阳光和记忆冲刷着，感觉到这座一万五千人的小镇在缩小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新宿舍及其连带的所有期许就在六百英里之外。
对于医学，我只知道它的缺席——具体而言，是成长中父亲的缺席，他黎明之前就去上班，天黑了才回来，吃一盘重新热过的晚餐。我十岁时，父亲把我们——三个男孩，分别是十四岁，十岁和八岁——从纽约市的布朗克斯维尔，一个曼哈顿以北，精致富裕的城郊，搬到亚利桑那的柯英曼，两列山脉中间的沙漠谷地，对于外部世界来讲，这里主要因为输气管道的经过而被知晓。他被太阳，被生活成本连根拔起——如何才能付得起他立志让儿子们就读的大学？——还有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区域性心脏病诊所的机会。对于患者持之以恒的尽心尽力，让父亲很快成为社区里受人尊敬的一员。见到他时，夜里很晚，或者在周末，他是甜蜜慈爱却又说一不二，拥抱和亲吻伴着着硬梆梆的宣言：“当第一名很简单：找到谁是第一名，然后比他多考一分。”意识里他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，父爱可以被蒸馏提纯；简短，凝炼（而真诚）的高烈度爆发可以等同于……无论别的的父亲怎么做的那种父爱。我只知道，如果这是医学的代价，那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。
从我的沙漠高地，可以看到家里的房子，就在城市边缘之外，瑟坂特山脚下，位于散布着牧豆树，风滚草和仙人掌的红石沙漠中间。那里，凭空刮起沙尘卷风，模糊你的视线，然后消失。空间继续延展，然后消失在远处。我们的两只狗，曼克斯和尼普，从不会厌倦自由。每天四处探索，然后把新发现的沙漠宝藏带回家：鹿的腿，没到一半准备接着吃的长耳大野兔，被阳光晒白的马的头盖骨，郊狼的下颌骨。
我和朋友们也爱这自由，下午都用来探索，徒步，搜寻骨头，还有罕见的沙漠小溪流。之前在有树林，主街上有着行道树和一家糖果店的的东北部郊区渡过了几年，我发现风大狂放的沙漠奇异而迷人。十岁时，我第一次独自徒步，现了一个旧的灌溉用格栅。我用手指撬开，抬起来，那里，离我的脸几英寸之外，有三张白色的丝网，每张网里，都有一个用纺锤状的腿走动的，华丽的黑色球状身体，包裹在它的光芒里是可怕的血红色沙漏。靠近每只蜘蛛的是苍白的，随着呼吸搏动的囊，里面是更多的不计其数的的黑寡妇蜘蛛临近降生。恐惧让格栅仓啷一声关上。我磕磕绊绊回来。这恐惧混合着“乡村真相”（没什么比被黑寡妇蜘蛛咬到更恐怖的了）和非人的姿态，还有发光的黑色以及红色的滴漏。我做了好多年的噩梦。
沙漠提供了恐怖的万神殿：鸟蛛，狼蛛，提琴背蜘蛛（褐色窨蛛），木蝎，鞭尾蝎，蜈蚣，菱背蛇，响尾蛇，莫哈韦绿蛇。到头来我们变得熟悉，甚至习惯了这些东西。为了好玩，要是和朋友发现了狼蛛的洞穴，我们会扔一只蚂蚁到蛛网的最外沿，看被缠住的蚂蚁企图挣脱，振东在蛛丝上传递，一直到狼蛛黑暗的中间洞穴，猜测什么时候狼蛛会从里面扑出来，上颚咬住倒霉的蚂蚁。“乡村真相”成了我和都市传奇相对应的匹配专用词。我最开始了解的时候，乡村真相赋予了沙漠生物神奇的力量，是的，比如，希拉毒蜥和蛇发女神相比也不是多么现实的怪物。直到在沙漠之外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才意识到有一些乡村真相，比如加卡洛浦鹿角兔，是专门创造出来，去忽悠城里人，娱乐本地人的。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小时说服一群来自柏林的交换学生，确实，真的有一种特别的郊狼，生活在仙人掌里，能一下跳出十码的距离去袭击猎物（比如，毫无防备的德国人）。然而没有人确切知道，在旋转的流沙中真相究竟在哪里；每一个看起来荒谬可笑的乡村真相，都有一个对应的让人感觉坚实具体。记得查看鞋里有没有蝎子，比如，似乎就非常有道理。
十六岁时，我本应该开车送我的弟弟纪凡去上学。有天早上，和往常一样，我迟到了，纪凡焦躁的在门厅里等着，喊着他不想因为我的拖拉又被课后留堂，让我快点，冲下楼梯，撞开前门……只差一点点就我踩上一条六英尺长正睡觉的响尾蛇。还有另外一条乡村真相是，你要是在门廊里杀了一条响尾蛇，那么他的伴侣和后代就会在那儿永远安家，就像哥伦德尔的母亲复仇一样。因此纪凡和我抽了签：幸运的那个抓一把铁锹，倒霉的那个戴一双厚园艺手套撑着枕头套，一通颠三倒四之后，我们终于把那条蛇弄进了枕套里。然后，像奥林匹克链球运动员那样，我连蛇带枕套整个抡进了沙漠里，计划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再把枕套拿回来，这样妈妈也不会找麻烦。 是文章分享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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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的父母，妻女合影）
在童年时代所有的疑惑里，首要的并不是父亲为什么决定拖家带口，搬到亚利桑那的柯英曼这个沙漠小镇，随着成长我们珍爱这里；而是他究竟如何说服了妈妈和他一起搬过来。他们相爱着，私奔潜逃，横跨世界，从南到纽约城（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她是教徒，两个家庭都不许可他们的婚姻，这导致了多年的家庭裂隙——妈妈的妈妈从来不认可我的名字，保罗，而是坚持叫我的教名，苏迪尔），而亚利桑那，在这里母亲被迫直面她对蛇的深切恐惧。哪怕最小的，最可爱的，最无害的红游蛇，也会让她尖叫着冲进屋里，锁上门，然后用离自己最近的尖锐的大家伙武装自己——耙子，切肉刀，斧子。
蛇，持续地让母亲焦虑，然而孩子们的未来才是母亲最恐惧的。搬家之前，我的哥哥苏曼，马上就要在威切斯特郡读完高中了，在那里，进重点名校是大家的预期。到了柯英曼之后不久，他被斯坦福大学录取，之后就离开了家。然而柯英曼，我们了解到，和威切斯特完全是两回事儿。母亲调查着莫黑武郡公立学校系统，变得心烦意乱。最新的全美普查显示，柯英曼是整个美国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区。高中退学率差不多接近百分之三十。很少有学生上大学，可以确定的是没人去读哈佛——那是我父亲看待名校的标准。为寻求建议，母亲给富裕的东海岸郊区的朋友和亲戚打了电话，收获了一些同情，还有窃喜——为了他们的孩子不必再和突然渴望教育的卡兰尼迪家族竞争。
到了晚上，母亲泪流满面，独自卧床哭泣。我的母亲，害怕寒碜的学校系统会耽误她的孩子们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《大学预备阶段阅读书目》。在受训成为生理学家，二十三岁结婚，忙碌地在一个不是自己国家的地方抚养三个孩子，那书目上的很多书母亲自己都没有读过。但是她要确保自己的孩子读过。十岁的时候她让我读《1984》，尽管性描写让我反感，它却给我注入了对于语言深沉的爱和关切。
接下来是接连不断的的书籍和作家，我们顺着目录系统的一路读下来：《基督山伯爵》，埃德加·艾伦·坡，《鲁宾逊漂流记》，《劫后英雄传》，果戈里，《最后一个莫西干人》，狄更斯，马克吐温，奥斯汀，《比利巴德》……到了十二岁，我就自己挑选书籍，哥哥苏曼把他大学里读的书寄给我，《小王子》，《堂吉诃德》《老实人》，《亚瑟之死》，《贝奥武甫》，索罗，萨特，加缪。有些书留下更为明显的印记。《美丽新世界》奠定了我初期的道德哲学，并成为我大学申请论文的主题，在那篇文章里我论证幸福并不是生活的意义。《哈姆雷特》在不寻常的整个青春期危机中让我不胜其烦。《致他娇羞的女友》，还有其他的浪漫诗篇，导致了我和朋友们在整个高中时期各种欢乐的遭遇——比如，我们经常夜里溜出去，在啦啦队队长窗下唱《美国派》。（他父亲是当地的牧师，因此我们推断，不太可能开枪。）一次这类的半夜潜逃之后，黎明返回时我被逮住，忧心忡忡的母亲彻底讯问了我，所有十来岁孩子服的毒品都问了一遍，对截至当时我体验过的毒性最大的东西却毫不怀疑——正是之前那周她交给我的浪漫诗。书籍成了我最亲近的密友，为我提供了一个精细研磨的镜头，来观察世界的新景致。
想方设法让孩子们接受教育，妈妈带我们向北驱车一百多英里，到最近的大城市拉斯维加斯，那里我们可以考PSAT，SAT，还有ACT。她加入了校委会，召集老师们，要求把大学学分先修课加入课程计划。母亲是个奇迹：以一己之力来改变柯英曼学校系统，而且成功了。忽然之间我们的高中里有了一种感觉：环抱小镇的两列山脉不再是界定世界的边界——山脉外面的世界辽阔。
高中最后一年，我的好朋友李奥，他是毕业致辞代表，也是我认识的最穷的孩子，被学校辅导员告知，“你很聪明——你应该去参军。”
后来他告诉我，“去他的，”他说，”要是你去上哈佛、耶鲁、斯坦福，那我也要去上。“
我进了斯坦福，李奥进了耶鲁，不知道我俩到底谁更开心。
夏天过去了，因为斯坦福比其他大学都晚开学一个月，所有的朋友们都星流云散，把我落在了后面。大部分的下午，我独自走进沙漠，睡一会，想事情，一直等到我的女朋友阿蓓格尔，从人迹稀少的柯英曼咖啡店下班。穿过群山走进镇子，沙漠是条捷径，走路要比开车更有意思。阿蓓格尔二十出头，是斯克利普斯学院的学生，她不想背上助学贷款，就休学一个学期的来攒学费。我被她的世故迷住，就是那种她知道所有你得上了大学才能了解的秘密的感觉——她学的是心理学！——等她下了班我们经常见面。她是秘密之地的先驱，来自那个几周之外等待着我的的新世界。一天下午，瞌睡醒来，我看到天上秃鹰在盘旋，把我误当成了腐尸。看了看表，已经快到三点了。要迟到了。我掸掸牛仔裤上的沙土，跑着穿过沙漠，直到沙地变成了人行道，第一栋建筑出现，我转过转角去找阿蓓格尔，她手拿扫帚，正在扫咖啡店的露台。
”我已经清理了咖啡机，“她说，”今天你没有冰拿铁喝了。“
地扫完了，我们进了店里。阿蓓格尔走向收银机，拿起一本藏在那里的平装书，”给，“她说，把书扔给我。”你应该看看这个。你总是在看那些有文化的玩意儿——要不来点浅显的？“
那是一本五百页的小说，叫做《撒旦：不幸的凯斯勒医生对他的心理疗法和治愈，JSPS》，作者是斋若米·莱文。我拿回家，一天读完。不是高深的书。本应该很有意思却没有。然而却漫不经心的假设，意识不过是大脑的动作——一个有力击中了我的想法；让我对于世界单纯的理解大吃一惊。当然，一定是这样的——否则我们的大脑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尽管拥有自由意志，我们仍然是有机生物体——大脑是一个器官，当然也受所有物理规律约束！文学为人类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描述；那么大脑，就是以某种方式使之运转的机构。简直太神奇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房间里打开红色的斯坦福课程目录——我已经阅读了几十遍，抓起记号笔。除了已经标记过的所有文学课程之外，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科学的课程。 1.1.3
不知道有什么不良信息，发不出来。 1.1.4
返回校园，我并不怀念那些淘气的猴子们。生活感觉富饶丰满，接下来的两年同样的感觉持续着，同时探寻着着对于心灵和生活更深入的理解。我学习文学和哲学，来了解是什么让生活有意义；学习神经科学，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（fMRI)实验室内工作，来了解大脑是如何让有机体上升到得以在世界上发现意义的高度；也通过和一圈朋友们各种胡闹来丰富自己的关系。我们打扮成蒙古人，突袭学校餐厅；在我们混住的宿舍，凭空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兄弟会，还有持续一周的假冒活动；在白金汉宫大门口穿着猩猩装搔首弄姿；半夜溜进纪念教堂，仰面躺着，听自己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；诸如此类的。（之后我了解到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经打扮成阿比西亚皇室登上一列战舰，就此打住，不再吹嘘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恶作剧了。）
大四那年，最后一门神经科学的课，是关于神经科学与伦理的，我们参观了一个大脑严重损伤者的收容院。走进接待区，问候我们的是一声沉郁的哭号。我们的向导，三十来岁很和善的一位女士，作了自我介绍，而我的眼睛一直在搜寻那声音的来源。接待台的后面是一台屏幕巨大的电视，播放着肥皂剧，没开声音。蓝眼睛，深色皮肤，头发认真做过的一个女孩，她的头因情绪轻轻晃动，朝着镜头外的什么人恳求着，填满了整个屏幕；镜头拉伸，那是她下颚有力，声音无疑应该很粗粝的爱人；他们热情地拥抱。哭号的分贝上升。我走近一些，隔着柜台窥视，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印花裙装的年轻女人，二十岁左右，双手攥成拳头，抵住双眼，粗暴地揉来揉去，哀嚎着。她晃动的时候，我瞥见了她的后脑，头发磨掉了，留下了很大一块的苍白的头皮。
我退回来，加入大队人马，他们正要去参观设施。通过和向导交谈，我了解到这里很多患者在小时候都差点被淹死。四周环视，我注意到，除了我们之外并没有别的访客。平时就是这样么？我问。
向导解释道，最初，家人会不断来探望，每天都来，甚至一天两次。然后可能会是隔天。接着只有周末才来。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，探视逐渐减少，直到过生日或者圣诞节的时候才来。最终，大部分家庭会搬走，能搬多远就搬多远。
“我不怪他们，”她说。“照料这些孩子很困难。”
我忿忿不平。困难？当然会困难，但是父母怎么能抛弃这些孩子？有一个房间，患者们躺在床上，大部分都一动不动，整齐地排列着，像军营里的士兵一样。我顺着一排床走下去，直到和其中一个女孩目光有了接触。她估计有十多岁了，深色的头发纠结着。我停下来努力朝她微笑，示意她我很关切。我抓起她的一只手；软弱无力。但是她咯咯笑了，直直的看着我，笑了。
“我觉得她在笑，”我和一个照护人员说。
“有可能，”她说。“有时候不太好分辨。”
可我很肯定。她确实是笑了。
返回校园，我是最后一个和教授留在教室里的。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我脱口而出，自己有多么不解为什么父母们抛弃了这些可怜的孩子，还有个孩子甚至对我笑了呢。
教授是一个导师，对于科学与道德如何交互有过很多思考。我原本期待他会同意。
“是呀，”他说。“很不错，对你有好处。但是有些时候，你知道么，我觉得他们死了反而会更好。”
我抓起自己的包，转身就走。
她确实对我笑了呢，对不对？
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次参观，为我对于大脑如何让我们的能力提升到形成关系，并且让生活有意义这一事实的理解，添加了另外一个维度——有时候，大脑会坏掉。 1.1.5
不良信息，发不出来 1.1.6
你可能会以为，初次剖开一个死去的人，会感觉很奇怪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一切都感觉很正常。明亮的灯光，不锈钢操作台，打领结的教授让这一切郑重其事。尽管如此，那第一刀，从颈背一直划到腰骶部，让人难忘。手术刀锋利得感觉不到在切割皮肤，像是拉开拉链，暴露出下面隐藏的，禁止示人的肌腱，尽管有所准备，你还是会陷入未知，羞愧和激动。遗体解剖，是一种医学礼法，一种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处的经过和冒犯，会产生众多的情感：从厌恶、欢欣、不适、挫败，随着时间流逝归结于，不过是学术练习的乏味。一切都会在悲情和琐碎的两端沉浮：你在这里，冒犯着整个社会最根本的禁忌，然而甲醛是一种很强的食欲振奋剂，所以你还馋着一个玉米卷。最终，当你完成任务：分离正中神经，骨盆锯成两半，剖开心脏，转折接踵而至：神圣的暴力呈现出你大学平常班级的性格，充满书呆子，开心果，还有其他的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遗体解剖成为一个把肃穆崇敬的学生，变成冷酷高傲的医生的缩影。
医学沉重的道德使命，让我医学院早期的日子有了严肃的分量。第一天，在遗体解剖之前，是心脏复苏培训，那是我的第二次。第一次培训还是大学时期，很滑稽，一毫不严肃，大家嘻嘻哈哈：培训视频拍摄的很糟糕，没有四肢的塑胶模特假的不能再假。然而如今，念及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用得上这项技能，让一切都肃穆起来。用手掌重复挤压着一个小小的塑胶儿童的胸部，伴着同学们的笑话，我禁不住听到，真正的肋骨断裂的声音。
遗体解剖则是相反的另外一极。塑胶模型，你要当做是真的；而遗体，你要当成是假的。可第一天，你就是做不到。当我面对着那具有些发青浮肿的遗体，彻头彻尾的死亡，却又是真真切切的人，难以否认。知道自己将在四个月之后，用手锯打开这个人的头颅，简直不可理喻。
然而还有解剖学教授们在。他们的建议是，仔细瞻仰过死者的遗容之后，就一直盖着脸；这能让工作变得容易一些。当我们深呼吸，面容肃穆，准备着解开遗体的脑袋，一个外科医生顺路来聊天，手肘支在遗体的头上倚在那里。指点着裸露的躯干上面各种的斑迹和疤痕，他重构了患者的历史。这道疤是腹股沟疝手术留下的，这个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；这些痕迹是抓挠的，可能有黄疸，高胆红素；他可能死于胰腺癌，尽管没有对应的疤痕——死的太快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禁不住盯着他的晃动的手肘，伴随着每一个医学假设和词汇描述，抵在蒙着的头上摇晃。握着手锯，我想的是：容面失认症，是一种患者失去辨认面孔能力的神经紊乱。不久之后我就会得上。
因为几周之后，戏剧性消散了。和非医学生聊天，讲述遗体解剖的故事，我发现自己重点放在怪异的，惊悚的，荒谬的东西上，就像在向他们保证，尽管我每周花上六个小时来分解一具尸体，我是正常人。有时，我会说到某一时刻，我转身看到一个同学——她是那种自己的杯子装饰着发泡彩胶的女生，正在凳子上踮着脚尖，起劲儿的把凿子敲进一个女人的背骨，碎片飞溅。讲这个故事，似乎能把自己摘出来，然而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伙儿的。毕竟，我不是也热情饱满地用一把夹线钳拆开了一个男人的肋骨笼么？即使是在死人身上，蒙着脸，不知道名字，你也会发现他们作为人的属性朝你蹦出来——打开死者的胃，我发现两颗没有消化的吗啡，那意味着他在痛苦中死去，可能孤身一人，笨拙的打开药瓶盖。
当然，遗体，活着的时候自主决定的献身给这样的命运，包围着我们面前遗体的语言，很快就反映了这个事实。我们被教导，不要再叫他们“遗体”，“捐献者”更好些。是的，解剖中失范的元素，相对很糟糕的古时候，已经好了很多。（学生无需自带——试题作为财产，在十九世纪时是需要学生自带的。医学院不再支持通过盗墓来获得尸体——这种盗墓劫尸本身已经是巨大的进步——相对于谋杀而言，一种常见到以至于产生了专有的动词来为自己辩护的获取遗体方式：BURKE,秘杀，牛津英语词典中定义为“（通过窒息的方式）秘密谋杀，或者把受害者的遗体出售用以解剖。”）然而，医生作为最佳知情者，几乎从不捐献他们的遗体。那么遗体捐献者们知情程度如何呢？就像一个解剖学教授跟我说的，“要是手术的血淋淋的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的话，你不会告诉病人这些的。”
就算捐献者足够知情——“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的够多”，尽管一个解剖学教授这样对冲——也不会是会被解剖到那么了无尊严的想法。那是你的母亲、父亲、祖父母，被满嘴俏皮话的二十二岁医学生砍成碎片的想法。每当我阅读实验室预备条例时，看到一个诸如“骨锯”的词汇，我都会想那会不会是我最终呕吐的环节。然而我在实验室里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，即使是我满腹狐疑的发现“骨锯”，只不过是一把寻常的生了锈的木锯时。距离呕吐最近的一次，和实验室毫无关系，而是祖母趋势二十周年，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。我发现自己弯腰站不起来，差点哭出来道歉——不是向遗体而是向遗体的孙辈。实际上，我们实验室，曾有一个儿子要回了他母亲已经被解剖到一半的遗体。是的，她是同意过，但是她没有带着同意活到当时。我知道我也会这么做。（剩余的部分被退了回去。）
解剖室里，我们让死者具体化，真切的把他们缩减回器官，组织，神经，肌肉。第一天，你根本没办法否认尸体的人格。但是等到你剥开四肢的皮肤，划开拦路的肌肉，拉出肺叶，切开心脏，摘除肝脏，你很难再把这堆组织看做是人。解剖实验室，到头来不太像是对于牺牲者的暴力，更多的是对欢乐时光的干扰，这种认识令人难堪。在少有的自省时分，我们全体静默给遗体道歉，不是为了对他们的侵扰，而是因为感觉不到这种侵扰。
然而，这并不是简单的邪恶。医学的全部，不仅是解剖，都会冒犯到神圣的领地。医生们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方式侵入身体。他们看到人们最脆弱，最恐惧，最隐私的地方。医生们陪伴他们最初来到这个世界，最终离开这个世界。把人体当成物体和机构，是缓解人类最深苦难的另外一面。同样的，最深的人类苦难变成了区区一件教学工具。解剖学教授们可能是这种关系的极端，然而他们对于遗体的认同感还在。早期，当时我快速切了长长的一刀穿过横膈膜，来更容易发现脾动脉，我们的学监恼怒而惊惧——不是因为我毁掉了一个重要人体结构，或者误解了某个关键概念，或者破坏了将来的解剖，而是因为我当时似乎非常漫不经心。他脸上的表情，他无以言说的悲伤，比任何我上过的课程，都更好的教给了我什么是医学。我解释说是另外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切，学监的悲伤转为狂怒，突然红了脸的教授们被拽到了走廊里。
其他时候，认同感则更简单些。有一次，在给我们展示捐献者胰腺癌的损伤时，教授问到，“这个人多大？”
“七十四岁，”我们回答。
“和我同龄，”他说，放下探针，走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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